如何使得間距發揮效用？（《功效論Traité de l'éfficacité》代譯序）
　　
　　 「如果把差異物化或本質化，那麼這將不可挽回地是一件貧乏且無生產性的事；然而，使得間距發揮效用（faire travailler l’écart），這又是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吧？我在我這些試探性論文中所作的正是如此。余蓮在此和我們說明了他如何構想其工作的一種方式，而其目的正是為了「認識中國並且重新發動哲學」。在其中可以發現有關「差異」（la différence）和「間距」（l’écart）的概念組構，而這是他近三十年來思想路徑中的一個重大關鍵。我們有可能將差異和間距放置於一個互不相容的「對立」之中來理解它們（間距因而被視為差異的差異）。不過，如果我們觀察余蓮如何使得一個特定的間距「發揮效用」，我們便會理解差異和間距之間的關係將是更複雜的，並會使得前引余蓮的聲明顯得更為有趣。
　　
　　 差異解釋間距
　　
　　 在余蓮的《功效論》第五章「時機的結構」中，余蓮探討了一個中國和西方思想中都共同處理的主題。這個共同的主題即是「時機」，在希臘文中為kairos一辭，而古代中文則以「機」這個字表達。在他對這個共同主題的討論中，我們很快地便會遭遇「間距」這個意念。

　　「必須預先看見『時機』，這在西方和中國一致，都是戰略上最具共同性的要求。（頁八十六）然而，第一個「間距」出現了：西方人，在此尤其是指馬基維利（Machiavel），「在構想這個預見之明的時候，只是為了防範負面的事物（而不是要以具有承載力的事物作為支撐）。」（同頁）這個間距是如何產生的？為何西方人無法以正面的方式看待時機，不能看到它「具承載力」的一面呢？對於時機具如此化約、受限且偏重單方面的態度是從何而來的呢（《遠遠地就看到了壞事》）？余蓮使用了一個時機觀中的「結構性」差異來提出解釋。

　　余蓮的分析起始的確便存在於此一共同主題的不同思維方式。由kairos一辭的原意而言，時機在西方被思考為行動的「有利時刻」。它由偶然之中產生並為技藝所探索。（頁七十九）時機在這種思維之下被視為一種可增進效力的開放性：「因為它的協助，吾人的行動得以包容於事物的發展進程，它不再是一種強行的介入，而是得以植入其中，利用其進程中的因果關係，並受到協助。」（同頁）這樣一個「良好的」時刻，「在時間的範疇內的良善」（頁八十），應該是對於行動完全正面的事物，然而在預見它之時，為何卻只能以其負面的面向受到掌握呢？

　　在解釋這個間距之前，余蓮先提出中國人對時機的不同看法來作為對照。在此，時機不再是以行動來作為考量觀點，而是以（事物發展過程中的）變動來作考量觀點。時機在此不再是由環繞行動各因素有利的聯合綜效所形成的「機會」，並因而「激發行動」，而比較是被思考為「在已經進行的過程中最適當的介入時刻」。它乃是身處於一個變化的過程之中，並且是「逐漸獲得的潛勢累積所形成的時刻，能釋放出最大的功效」。（頁八十三）

　　因此，差異是結構性的。在中國式的思維中，時機實際上是雙重的：在那彷彿是即興而起的，如同機會一般的時機背後（在生自偶然中的kairos背後），出現了另一個時機，而它的位置是在時延的另一端點，也就是在已進行的過程的起始之處。（頁八十三）在這個時機的雙重性思維中，首要的重點是要能看到決定性的時刻乃是處於上游的時刻，而力要著重的是在其「胚胎」階段、「初始階段」，即能分辨出「勢態中的潛力」（先機）。（頁八十四）

　　這個結構性差異於是解釋了面對時機的態度為何會形成間距。在西方，時機所屬的時間乃是「偶然的，混沌的，因而是『無法降服的』」。（頁九十）對於它的預見之明因而只能是一種對於可能的壞發展進行防範的準備，因為它基本上是無法為人主宰的。不然，就是反過來，以一種能量的突然激發，人們得以自我超越，並以勇氣來戰勝挑戰。（頁一○○）時機在此變成了「使得事功得以進行的冒險」，也就是贏得光榮的機會。（頁一○一）在中國這邊，戰略家的工作是乃是審慎地觀察形勢，進而偵測出對方的破綻。如果破綻未能出現，戰略家便只作等待。這等待「聯繫於預見之明」，「因為破綻乃銘刻於事物的邏輯之中。」（頁八十九）一旦對手的破綻逐漸加大，我們便能對他進行攻擊而不必害怕和他正面交鋒。（頁八十八）時機因此能成為程序之完成的承載者，而戰略家與聖人相似，而不是與英雄相似，因為他必須形成虛待的態度，也就是說沒有特定的注意焦點，如此才能對變化過程的整體加以體察。（頁九十一）

林志明，國立台北教育大學（NTUE）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教授